“恐归”的心理构成

民政部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对北京、上海等六大城市人群进行过年回家的调查结果显示，有近70%受访者表示“为春节回家而烦恼”，烦恼集中在车票、人情消费压力、路途遥远等客观因素上，其中经济、婚姻问题仍为主因。此外，假期太短以及组建家庭后回农村过年不适应等因素所占比重也在增加。（1月15日《北京晨报》）

有人在纠结，在归心似箭与畏惧返乡之间，游移不定而左右为难。众所周知，名曰“年”的节日，当然是祈望团圆的，唯此才合乎传统。问题是，在片刻欢愉之前，在短暂聚首之后，更多的心酸、无奈，或是身心俱疲，或是囊中羞涩……凡此，正冲淡着众多游子热情。当七成人“为春节回家烦恼”，“恐归”便不再是个体性问题，且反倒可被视作一种社会现象加以解读。

一种“恐归”，各种理由，有因“混得不好，脸上无光”；有因“大龄单身，自觉羞愧”；有因“人情琐碎，惧怕开支”；也有因“假期太短，生活不适”。这其中，“经济、婚姻问题仍为主因”。一种社会心理，即便表现得再简单，也有极为复杂的构成。大龄单身、经济拮据，竟会成为“恐归”的主因，到底是确实不尽如人意，还是只是一种心理现象？

社会人，总是不自觉地按照“他人期待”去做。因为不想孤独，不想被主流排斥，故“别人的评价，便是自我之镜鉴”。诚然，这是一种理性的生活态度。而另一方面，过犹不及，对他人目光过分敏感，必会走向另一极端。以“恐归族”为例，许多人总是在无意间放大着“外界意见”，甚至在归家之前，就想象出种种可能的“负面回应”。久而久之，自我施压持续叠加，即便家人未必真对“经济、婚姻问题”太多指摘，自己也已深陷焦虑。

对一些恐归族而言，与其说家人不够谅解，不若理解为他们太过苛责自身。在“孝文化”和“脸面”共同作用下，游子无一不想体面回乡……因为自我要求长久处于高位，故而失望与难堪多半成为常态。除此，“恐归”能够蔓延，还基于另一广泛的认知共识：城市打拼，理当比留在农村混得好，且必须好出一大截——必须承认，此类想法有着悠久的历史依据，但时至今日，随着城市化日渐饱和，它已不那么“理所当然”。

有必要厘清的是，“恐归”是恐惧亲情，还是不满自己？当跨过买票艰难、路途漫漫等障碍后，那个近在咫尺的“老家”，真的可以决绝放弃吗？人的需求是有层次的，较之成家和致富，至少见上一面、团聚几天，或许才是长辈们的起码需要吧。